体育总局或迎双重巨变 人事大变各中心去行政化

　　26金18银26铜，这是中国代表团在里约奥运会的最终收获。对于你我普通看客而言，里约奥运会已就此结束，但对于不少体育从业者尤其是体育总局的官员而言，决定他们仕途前景的另一场“奥运”其实才刚刚开始，这其中同样有“顺利退役”、“意外夺金”乃至“痛失金牌”等精彩桥段。依照惯例，部分司局中心的主要领导岗位会在奥运结束后的一年中进行调整，有人因达到退休年龄而安然引退，有人以奇兵姿态一跃成为权威部门的一把手，有人则黯然进入冷衙门坐等退休。

　　本届奥运会后，由于1951年出生的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同志很可能将“到站”退休，所以，可以预见的是，国家体育总局系统接下来的岗位调整规模之大将远胜以往。不过，在例行的后奥运周期各主要领导岗位调整之余，我们更应关注的是，体育总局是否有足够的魄力在人事调整的同时推进第三次体育运动项目管理体制的改革。在体育产业地位日益提升的当下，体育总局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远比人事调整来的更重要，影响更深远。

　　摆脱军人运动员轮换制 体育总局局长或迎学者型

　　悠悠四年一周期，几家欢喜几家愁。对于体育系统而言，这点尤为明显。各省体育局长最在乎的是四年一次的全运会，而体育总局下属的各个运动管理中心最在乎的则是四年一次的奥运会。每届奥运会结束后，体育总局总会进行例行的岗位调整，成绩斐然者静等升迁之喜，年高德邵者则安然静等退休，自然也有黯然神伤的失意者在前景未卜的煎熬中心慌意乱。不过，和以往略有不同的是，本届奥运会后，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也有望“到站”退休。

　　国家体育总局的前身是1952年创立的国家体委，截止到目前，前后共历七任掌门人，分别是贺龙、王猛、庄则栋、李梦华、伍绍祖、袁伟民、刘鹏。在这其中，贺龙、王猛、李梦华、伍绍祖均出身军旅，而庄则栋和袁伟民则是运动员出身，不过必须指出的是，这两位“打而优则仕”的体育明星最终成为一把手均有很大的偶然性。

　　众所周知，庄则栋33岁就成为部级领导更多是因为身处文革这一特殊时期，而在1976年后，其不仅一度身陷囹圄，而且整个后半生都是悲剧。至于和前任局长伍绍祖同龄的袁伟民，他在2000年获得晋升则是因为伍绍祖意外因故提前转岗至中直机关。虽然袁伟民只有短短的四年任期，并且期间一度还闹出了争议颇大的“审计风波”，但他带领中国代表团在悉尼和雅典两届奥运会上表现突出，并且在2001年助推中国申奥成功，成就斐然。

　　和前六位掌门非军人即运动员的出身背景相比，刘鹏是第一位从地方政府（刘鹏曾任四川省委副书记）空降至体育总局的学者型局长（在他之前，前体育总局党组书记李志坚曾是北京市委副书记）。在他任职这12年间，中国不仅在奥运竞技体育方面取得重大突破，而且在全民体育的顶层设计方面也颇有建树，其中，《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年）》实施效果评估颇为喜人。尽管此番里约奥运会中国代表团仅获得26枚金牌，在奖牌榜上更是意外被英国挤至第三，刘鹏未能实现预期的光荣引退，但如无意外，今后，刘鹏类的官员将成为体育总局掌门的首选。毕竟，自国务院下发俗称“46号文”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以后，中国体育发展方向亟需转变，刘鹏风格的主政者更适合当前形势的发展。

　　据知情人透露，本届奥运会后，在体育总局各个体育项目管理中心负责人方面，同样会按惯例进行轮岗，鉴于总局负责人岗位可能调整，所以此次各中心负责人调整的周期持续时间更长，甚至超过一年。在这其中，比较引人关注的则是篮管中心主任的更迭。现任主任信兰成出生于1957年，濒临退休，鉴于CBA已启动管办分离模式，所以信兰成的继任者的魄力和胸襟如何将直接决定中国篮球改革的前景。

　　众所周知，信兰成早在1997年就成为了篮管中心的首任主任，那年他才40岁。按理说，正是大展抱负的黄金时代，但却一直被批评过于保守、谨小慎微，最终在2003年被调往北京奥组委工作，主任一职由改革派李元伟接任。李元伟虽然全力推进篮球改革，但无奈的是，1948年11月15日出生的他在2008年奥运会后“到站”退休，只能连叹志不得伸。

　　在那之后，信兰成重回篮管中心出任主任，并和篮管中心党委书记、副主任刘晓农搭档。2012年伦敦奥运会后，乒羽中心主任刘凤岩年满60周岁，于是刘晓农调任乒羽中心。多说一句，刘凤岩在出任乒羽中心主任前，也曾是篮管中心副主任（1998年3月-2001年2月）。所以，从某种意义上，乒羽中心和篮管中心之间一直有不错的人员互相轮岗传统。而据知情人透露，在本届奥运会后，刘晓农有望重回篮管中心接任信兰成的主任一职。

　　整体而言，从最近几届奥运会后的岗位调整管理来看，奥运表现出色者有望从冷门的管理中心晋升到三大球等备受关注的中心，而表现不佳的中心主任则可能会调整至一些服务类的后勤司局。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传统奥运强队体操、射击和羽毛球在里约表现均不如人意，尤其是体操和羽毛球被刘鹏在总结会上点名批评。此外，游泳队仅斩获一金，在宁泽涛代言事件上更是暴露出管理体制严重滞后的问题，这些项目中心的某些负责人很可能会成为调整的对象。也许，从2016年12月起，类似的岗位调整就将正式拉开帷幕。

　　总局体制将迎第三次变革 中心去行政化大势所趋

　　在里约奥运会后，不仅国家体育总局人事变动引人注目，与之相伴的是，接下来，国家体育总局如何推进体育项目管理机制的改革其实更值得人们关注。北京奥运会后，国务院就着手对体育改革进行调研，并在2010年以国务院办公厅的名义下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一文，也就是从那时起，国家已经启动了体育改革的顶层设计。

　　2014年，为了进一步引起全社会对体育改革的重视，改由国务院直接发出46号文，其中的一大重点就是要求进一步加快政府部门职能转变。坚持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分开原则，充分发挥市场在体育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消除和防止对体育市场资源的限制和垄断。其中，政社分开成为国家体育总局系统今后一个阶段进行转型的关键点。

　　如前文所述，国家体育总局的前身国家体委成立于1952年11月，此后几经变革，吸纳了军队体育等多个细分领域，初期在内部形成了运动竞赛司和全民运动指导司两大职能部门。借助1980年代两次政府机构改革的春风，尤其是中国重返奥运会后，国家体委更加重视运动竞赛成绩，于是将运动竞技司细分为训练竞技一、二、三、四、五司和训练竞技综合司。在这一阶段，国家体委通过各司直接管理体育发展，特别是竞技体育，六大训竞司主抓各大体育项目的训练和比赛成果，完全以竞赛成绩为导向，而这一模式一直延续到1994年。

　　1994年，为响应政府机构改革要求，国家体委启动了真正意义上的体制改革。这一时期，时任体委主任的伍绍祖日益重视全民体育，在他的极力做主张下，国家在“奥运争光计划”之外又批准了“全民健身计划”，随后1995年8月29日的第八届人大第十五次常委会更是全票通过了《中国体育法》，这就是决定中国体育发展大方向的“一法两纲”。也就是从那时起，全民健身获得了真正的重视，和奥运争光放到了同一理论高度，伍绍祖此举在当时绝对算得上是开创性的举措。而在国家体委内部，伍绍祖意识到体育不仅是训练竞技，还有作为体育产业进行发展的空间。于是，他决定推动国家体委训竞司权力下放甚至是运动项目的初步管办分离。

　　最初，伍绍祖一手创建了六个体育项目中心，并要求将一部分运动项目从训练竞技司手中转交给这六个项目中心，由各中心直接负责项目的商业赛事组织开发和竞赛管理。截止到1994年底，仅有1/3的运动项目停留在训练竞技司手中，其余的运动项目全部实现了中心管理制。最终，在1998年，当所有体育项目均从训练竞技司转移到各个体育项目管理中心时，伍绍祖响应国家号召，将国家体委改组为国家体育总局，训练竞技司也从以前的所有竞技项目一手独揽改组为服务各项目中心的训练局，而当权力下放到各个中心时，项目管理模式进一步明细化和科学化，这直接促成了足篮排等项目的赛事职业化。

　　虽然伍绍祖时代的项目中心管理体制较早年的训练竞技司集中管理模式有明显进步，但随着体育产业的逐渐发展，项目中心管理体制的弊病也逐步开始显露。各个项目中心既是国家体育总局的行政管理职能部门，同时又是各个体育协会的常设机构，一方面他们需要为国家的训练竞技成绩负责，另一方面，他们又必须承担联赛运营等商业运动事务，同时还要肩负单个项目全民推广的职责。

　　由于编制、人力有限，各个项目中心往往会为了国家队竞赛成绩牺牲联赛商业开发。所以，项目中心管理体制越发引人诟病，越来越多的民间资本呼吁体育协会去行政化，甚至裁撤体育项目中心，彻底把体育联赛推向市场。2014年国务院发布的46号文件更是明确要求，体育改革必须坚持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分开原则。

　　为响应46号文件，国家体育总局已经在2016年初正式撤销足球管理中心。撤销后，足球管理的大部分职能已下放给中国足协，而足协将在人员聘用、薪酬体系、外事出访、财务和市场开发、国字号球队教练人选等方面拥有自主权。并且随着管办分离的逐步深入推进，中国足协将自主系统深化中国足球改革。众所周知，足球向来是体育改革的排头兵和试验田，在足球改革取得稳步发展后，篮球等市场化较高的项目将随后跟上，体育总局的主要项目中心将全面开启管办分离的体制改革。

　　裁撤中心、彻底协会化的做法将是体育总局系统继司局管理制、项目中心管理制后的第三次大型变革，这将直接决定中国职业体育的发展前景。不过改革只能逐步推进，而想要让改革的每一步都落到实处并且取得效果，还在于执行者的素质如何。从这个层面上讲，本届奥运会后体育总局系统的主要岗位调整效果如何，将直接决定未来二十年中国职业体育改革的成败。所以，接下来这一年，让我们拭目以待，期待更多有智慧有魄力的改革实干家获得晋升。